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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北京地区慈善组织的转型

在近代内忧外患与西风东渐的社会背景下,中国传统的慈善组织无论从思想理念还是实践操作模式上均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有着重要而特殊的地理、政治与文化意义的北京城,其传统的慈善组织在清末民初时期亦随之转型。

  一、慈善组织的数量呈增长之势 

  清沿明制仍以北京为国都,置顺天府下辖24个州县,其中大兴、宛平、良乡、通州、昌平州、顺义、怀柔、密云等州县在今北京市境内。

  整体而言,清末民初北京地区的慈善组织在数量上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光绪顺天府志·京师志》载,除养济院、普济堂、留养局诸类大型官办救济机构外,光绪年间京城的各种官私慈善组织为89个。至民国十二年,“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对北京内外城的慈善机构进行实地调查,统计结果显示慈善组织增至370余个。

  至于京城之外顺天府辖各州县的慈善组织,大多数州县的慈善救助机构尽管功能单一、数量有限,且因年久失修而坍塌废弃,或因管理不善而实效甚微;但到民国时,在旧有慈善设施基础之上又改造和重新设置了一批新型救助机构,在数量上含有增续的意味。据《顺天府全宗》,清末各州县慈善组织的数量同样有所增长。光绪、宣统年间,顺天府各州县在原有慈善机构基础之上新增或改设不少教养局、工艺局、习艺所、戒烟会等。但在增长的总趋势下这些慈善组织的数量并不稳定,时有波动。

  简单而言,慈善组织在数量上的变化规律:光绪、宣统年间的慈善组织多于清代中前期,而民国年间的慈善团体数目更是远远大于晚清时期。 

  二、慈善组织的救助功能普遍从“施养”转型为“教养”

  慈善组织从救助功能的实现程度而言,分为治标型与治本型两类。中国传统的慈善组织通常附属于官方荒政体系,具有典型的临时性与临事性,且时常因为无法保证充足和稳定的经费来源,故绝大多数属于治标型救助机构,以收养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为主要救助方式,以施养为手段达到道德教化与社会控制的目的。到了近代,受到西方救济理念的影响,一部分先进的思想家开始批判和反思传统的慈善思想,既抨击封建等级制度下以恩惠施养为典型特征的落后的救济方式,又介绍与传播以教代养的新型救济思想,提倡以传授知识与传习技能的长远性根本救助替代一次性衣食救济。

  传统慈善救助思想与实践模式的这种近代化转型,在清末民初北京地区的慈善组织中十分明显。清代各个时期设立并延续到光绪年间的慈善机构,基本上属于施养型救济机构。光绪中后期开始,晚清政府首先在直隶地区创办一批工艺局场所,旨在解救日益严重的流民问题和京城贫困危机,尔后逐渐在全国推广。作为“首善”之地的京城与顺天府各州县,这种寓教于养性质的机构为数不少,如功德林习艺所、赈恤所等。

  进入民国后,北京内外城更是涌现大量的以教代养型慈善组织,并出现专为“救济市民小本经营、农工商之缺乏”的贫民借本处与应“救济失业及调剂劳动需要”而设立的失业介绍所等新型机构。根据统计,民国时期京城以教代养性质的慈善组织占本地总慈善组织数量的40%左右。这个比例远远大于全国其他地区,基本可与上海慈善团体(119个)比肩,上海的教养型比例亦不过三分之一左右。

  根据教养的内容,新型慈善组织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重视传授西方近代科学知识,途径是举办各种新式学堂与教育机构。宣统年间各州县举办的具有慈善性质的新式教育与启蒙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成长,多达110余所;民国初期京城则开办各类半日学堂、平民小学校与夜学校等。这些学堂与学校除继续讲授传统的儒家经典之外,还传授西方各国语言、近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基础知识,也开设增强体格与提高审美情趣的课程,扩大了教养型教育慈善组织的社会影响力。

  另外一类新型慈善组织是设置简繁不一的生产部门,侧重传授具体的谋生技能与手艺。例如光绪三十四年庆亲王奕等奏请在“首善”之地京师设置的九个工艺厂(合称“首善工艺厂”),即为“兴实业而惠穷黎,宗旨在教养贫民”的官办慈善机构。九厂中设立的科目包括图画科、织工科、提花科、绣工科、卫生衣科、染工科、料工科、扳金镀镍科、铜铁科、木工科、藤器科等。这些传授谋生技艺的慈善组织以其强烈的针对性、及时性与灵活性,达到养教结合的双重救助功效。

  北京地区新型慈善救济机构的区域分布特点为:京城多、各州县少;内城多、外城少。形成这种地域布局的最大制掣因素是各州县与外城的经费与救济资源严重短缺。各州县较之京城财政状况更为拮据与窘迫,无力举办自成体系的较大规模的新型慈善事业。同时,内城多达官贵族居住,外城为贫民与游民的聚集之处,因此,救助资金与资源较为宽裕的内城比外城拥有更多慈善组织也就不足为奇。

  三、慈善组织在管理上借鉴西方模式并走向联合化

  慈善组织的管理包括许多方面,就西方来华势力的影响而言,我国慈善组织在管理上逐渐走向联合、统一。

  西方来华势力主要指教会,晚清以后它们成为近代北京地区慈善救济事业有力的组成部分,如仁慈堂、妇孺救急会、贝满女校、文明学校等。其在传教的同时也进行文化传播、社会救济等公益事业,给中国在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会风俗等方面带来了积极影响。他们“以教育、善救济、医疗作为三项主要切入点进行传教,促使中国人开始认识到物质科学和社会救济工作的重要性”。若从慈善管理制度来看,模仿并借鉴近代西方国家的慈善救助模式、组建自己的大型慈善联合团体,是西方慈善组织给北京传统慈善事业带来的最大启迪。

  鉴于北京地区慈善团体基本上是自发形成并各自为政,在运行过程中缺乏必要的统一性管理,难免造成力量的分散和资源的浪费,从而陷入“屡救而不济”的泥淖与恶性循环中;且众多雷同的小型单一救济机构易催生“懒汉现象”。鉴于西方慈善机构的救济效果给予的强烈冲击,致使京城慈善界人士强烈呼吁在多样性的慈善组织基础上应加强联合,“倘能施以普通教育、家庭手工艺,并助以临时慈善,全城联为一气,共同拯救,不数年间必有一番新气象矣”。因此,进行慈善组织的分类管理、优化整合并走向联合统一是民国年间管理制度方面的显著进步与鲜明特色。据统计,民国初期成立的较大规模的联合性慈善组织有二三十个,如由基督教青年会成员组织创设的北京地方服务团成立于民国八年,内设贫民生计所、妇女习工厂、贫民学校、儿童游戏场、贫民借本处等机构,因颇有成效,各处仿者已有六处,后组织成立北京地方服务团联合会。它们均以加强联络为要旨,共同推动京城慈善事业走上联合与统一管理的近代化道路。

  尽管清末民初北京慈善组织留有深刻的半殖民半封建烙印,然而它更是中外慈善行为彼此模仿与相互改造的结晶。与其说近代北京慈善事业的艰难转型是个模仿过程,不如说是传统慈善自身改造与外来慈善模式本土化的一个互动过程。

 

  参考文献:

 

  王娟.清末民初北京地区的社会变迁与慈善组织的转型[J].史学月刊,2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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